當宗教不再純粹是信仰

宗教功能本是为普罗大众提供信仰。宗教祖师爷把教义教导给信众，而信徒可以祖师教导之言或宗教经典为依据以作身心灵修炼所用。

当宗教祖师的徒子徒孙渐多后，为了便于管理，宗教就有了组织形式，建立各种制度等，方便传播教义和管理信众。神职人员就是因宗教组织而生的职位，以从事诠释经典教导信众等等的工作。

当宗教成了一种拥有严密制度的组织后，宗教可说已是以“人”为中心，事事都离不开人。譬如，组织要生存，就须有信徒，故广招信徒成了必要。而确保信徒不离开组织，也是宗教组织的工作，最基本的就是要信徒把某些教义当教条，把宗教教条融入信徒生活里，信徒万万不可违背，违背就须受惩。说实话，这根本是变相的“恐吓”。此时，宗教可说已变了质，失去了原有旨在教导信徒锻炼身心灵的用意，反而成了玩“抢地盘”游戏的组织，所谓的“政治化”也。

回教的唯一一部经典乃收集一连串通过穆圣口中所出天启句子（Ayat）的《古兰经》。古兰经的部份句子成了回教徒的教条，不过稍嫌不足以成为可应付整个社会，就以不同版本的《圣训》补上。《圣训》地位仅次于《古兰经》，成书目的为记录穆圣及圣门弟子言行举止供信徒参考，值得一提的是，有学者从历史角度声称百分之九十九的《圣训》都是伪造的。其实，回教法完全采自《古兰经》的其实并不很多，《古兰经》只贡献回教法的基础而已，而且并不精确，有许多灰色地带，任人依景诠释。

穆斯林在不同的社会与地域都有不同的信仰方式。极端者就如塔利班，其领导班子凭自己对穆斯林社会的完美想象图以暴力建立起“神圣完美无暇”的伊斯兰国度。温和的穆斯林则就勤力行五功来作身心灵锻炼。在印尼这世俗政权国度，就可见到有不同面貌的穆斯林，有极端主义团体，但多数的穆斯林都活得很世俗。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前的穆斯林也生活的比较世俗，去舞厅、喝啤酒的穆斯林大有人在，他们的宗教色彩不浓。

今日，我国穆斯林的世俗一面渐渐消退，“回教”课题渐渐已成使我国社会继续分裂的毒瘤。马来社会爱把回教当作身份象征，回教已非纯粹是对真主的信仰，回教反而多了“制造”马来人身份的功能。令人惊讶的是，马来社会对政府所成立的宗教警察机构好像并不在意！毕竟这些机构所做的一切，都大大干涉了穆斯林的私生活。这些宗教警察可以随时捉拿他们认为不守教规的穆斯林。从这里可看出，在我国，身为穆斯林，似乎不纯粹是学习如何荣耀真主这么简单，生活上还须受宗教警察诸多管制，或不在“主麻日”去清真寺礼拜就会受穆斯林社会大力抨击等等。这些都是以恐吓方式来控制信徒的行为，与《圣训》里穆圣以智慧和温和态度处理事情有着天渊之别。

且让我们看看回教与佛教的分别。佛教也有戒律，佛教强调入寺的僧人须遵守戒律。僧人犯戒，其师父就会处罚该弟子，而该僧人也会名誉扫地，受社会排斥。但佛教戒律对非沙门中人完全不起约束的作用。入世间的佛教徒，完完全全有自由选择要不要遵守佛教五戒。原因很简单，真有心要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，是自然而然的会去守戒，何必要求他人从旁监督？

所以，回教在本地已成了控制穆斯林的工具。我国马来人思考任何事，都惯性的不能超脱狭隘的教义范围。他们完全不敢涉猎其他宗教的书籍思想，就只因怕受到回教权威的对付，甚至是须面对来自马来社会的强大舆论压力。笔者在跨宗教交流论坛与各宗教信徒交流时，碰到不少马来人，对佛教的知识几乎是零。有些甚至还不能分辨宗教和华人文化的区别，以为十二生肖是佛教的东西。前往书局参观，十之八九的马来文著作都是关于回教的书籍。有者甚至还认为，穆斯林需要确保周遭环境都遵守回教教义，所以虽然啤酒节禁止穆斯林参加，但身为穆斯林，有必要阻止啤酒节的宣传，甚至有朝一日把啤酒赶出马来西亚。

问题是，身为信徒，若不涉猎本宗教外的思想，就跟本无法对自己的信仰有新心得，这对宗教师尤其重要。宗教师如果只是重新讲解其他人的诠释，那多一个宗教师与少一个宗教师根本无差。我们举儒教为例，儒教经过隋唐禅宗各派的思想冲击后，在宋一代终于出现了新的诠释方法，宋朝一班大儒终于开拓了儒教关于性理的新领域。早期的回教文明之所以辉煌一时，就是拜回教学者不抗拒接触古埃及、希腊、罗马、印度思想所致。这也是前首相马哈迪呼吁马来人以英语文学数理的原因，他的本意就是要马来人不成为思想僵化的回教徒，而是仿效早期回教徒勇于涉猎他家思想的精神。

在我国，政府的教育政策是，只要非回教徒去了解回教，而不让回教徒了解其他宗教。这根本对国民相互了解完全没帮助。原因很简单，这些都是单向的。真正的了解应该是双向的才对。政府应该了解，让回教徒了解其他人的宗教，只会对回教徒本身有好处。担心回教徒因而失去回教信仰是很可笑的事，那是“毫无信心”的表现，也是“失去地盘”的心态。

中國四億人不諳普通話之感想

本文于西元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获刊于南洋商报言论版－ 信手拈来：中国4亿人不谙普通话‧勇瑜

日前报导，中国国民，十之三人无法用普通话（本地通称华语）交谈。故中国政府觉得须加强推广普通话，期盼一朝可实现史上绝无仅有的壮举－语同音也！

中国地域辽阔，各方有各方的语言与风俗，全民“语同音”殊非易事。强如秦始皇，亦只能做到“书同文”而已，对“语同音”根本无能为力，何况秦始皇时代之中国地域较今天之中国小得多。

中国古时，人民多务农，安居乐业是常态，除非逢大动乱，否则人民不轻易搬迁，安土重迁一事厚，久而久之，就有了“一方水土一方言”。当时，跨省过州，母语说了没人懂，所幸大家可笔谈。不识字者，只好“比手画脚玩猜猜”了。若有考生欲上京，官话不可不晓得。教书呢？亦是母语来讲解，早期私塾是写照。

中国官方积极推广普通话，或许与现代化城市化政策有关。外省人如农民工等蜂拥入城谋生甚至定居，人数甚至可盖过原地居民人数。与其要外省人学原地方言，不如推广普通话来得实际。毕竟，语言不通，隔阂误会免不了，衍生问题不胜多。举本地为例，上世纪初各省人南下马来亚谋生，不同籍贯间因语言不通起争执并不反常，及后所幸先辈一致协议以华语为本地华人共同语，籍贯隔阂方褪去。同理，“消除隔阂”是中国政府“推普”的主因，不可说无理。

中国政府提出此事时，还再三强调，“普及”普通话非旨在打压方言。可想而知，抱着“推广普通话打压方言”想法者大有人在，故中国政府方须再三大排定心丸。毕竟推广普通话的方法，往往包括在公共场合限制使用方言，故有人不爽是人之常情。对照古代情况，方言第一，官话第二，官话方言相并存，相安无事千百年。或许中国官方可参考参考。

当然，今时不同往日，古时文章，稍微正式者，皆是文言文体。数百年来，固有白话著作，惟鲜少为全白话著作，多是文为叙述、白为对话。文言文当道时，稍懂书写者，皆讲究文言章法，故方有中土学人与日本朝鲜越南学人不能“言谈”但能“笔谈”之美事。

而今，文言文不再风光，儒家圈内日本韩国越南等国都想离汉字离得远远的，在中文圈，取文言文而代之的是华语白话书面语，华语白话书面语成为书写新标准。故照常理而言，如今欲“书同文”，多了新条件，即须谙“华语”也，华语，普通话也。不谙华语，纯以方言白话写作，莫说语同音，就连书同文亦难矣！

然而，依笔者查证，亦有能以方言思考，写出现代形式书面语者。由此推之，必须谙华语方能写出标准书面语之道理，未必实在。现代学府，若以方言教中文，也许真可教会学生以方言思考，写出标准书面语。当然，这方面尚有待验证。

总而言之，推广普通话，是否真是必经之路？若是，这条路尚算通顺，惟仍有荆棘，这可从许多人极力反对来证实。折衷方式，或可加强书同文，定出更严格的书面语，再不然就推广文言文。若普通话定位如同古代官话，普通话的形象或就不会显得那么霸气十足。毕竟，推广普通话，最终还是为了消除华人间鸡同鸭讲的隔阂，比笔谈更方便，至于方言因此受到多少限制，只算是副作用，非有意为之。

文末，以我国华人为例，正因有”华语“为共同语，我们方能消除籍贯之见啊！

正視音譯標準

中文历史悠久，发展至今日经已数千年，较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时代，多出千千万万词汇。现代生活方式大大不同于古人，尤其是现代的基础设施更是近百年才有，故生活常用字词等大异于旧时，且尚有千百借自日语之字词等，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里许许多多的古朴文字已不复流行。

汉朝时佛法自天竺传入汉地，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时期被译成中文，其中唐玄奘法师所译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为代表作，八成意译，二成音译，结成优美文章，流传至今，时时背诵之的佛教徒众。但诸梵文音译字词如“揭谛揭谛”（gate－gate）等，如以今日华语念之，再对照今之梵文罗马拼音，可知华语读音与原音相差甚远。可见译者当时乃取当代官话语音翻译，官话随时代变，这些当代音译字词今已完全走音，惟亦有好处，即保留该朝汉字古音念法，今之学者可凭之以研究彼时语音。

近代中国始广接触世界各国，吸收五花八门的学术，尤以西洋学术为多，外语字词又无法个个意译，因此中文比佛教来华时期多出数倍的音译词。音译词如此多，但译法却稍嫌混乱，毫无标准可言，译词如希腊、巴黎，虽与英语发音大不同，其实却是贴近原音，如巴黎就是取法语发音译之。惟有些通行音译词如约翰等，乃取广府音来译，华语念起来绝不知约翰实为John。或如屈臣氏，但看其中文名已知乃明明白白的广府音译词，华语念之令人一头雾水，不知实乃指药剂连锁店Watson。

本地媒体与中港台媒体对音译词标准取舍不同，各有谬误之处。中国虽是华语（普通话大国），音译词方面有时不及本地精准。如旁遮普男性常用姓氏Singh，本地用“星”译之，中国方面则用“幸格”译之。或如Tamil，本地常译成淡米尔，而外地常译成泰米尔，其实泰米尔比较接近以泰米尔原音。或如Quran，本地译为可兰经，外地则用古兰经，若听阿拉伯原语，其实开头是“库”声，故两个译法似乎都不甚近原音。

当然，音译词不一定要越近原音越好，信达雅才最主要。就如本国十三州之一的Terenganu，旧译为丁加奴，如今通用登嘉楼，又如哥打京那峇鲁，今人已惯用亚庇称之。开始时大家都不习惯，如今已惯了。

惟中文分“语”“文”两条路（英语又何尝不是），如今音译法各有标准，甚至有些译自华语，有些译自方言，实对推广中文有碍，故各中文国家或地区皆须为音译词共定标准，厘清一切，好方便中文人沟通。

馬來西亞華社、白話文、方言及華語

中国的普通话与白话文教育是自清末至今的问题，但白话文与普通话（华语）却是当今的趋势。我一直都有研究这个课题，在报上发表了不少文章。这里可看看http://amadeusbv.blogspot.com/search/label/%E7%99%BB%E5%A0%B1%20published

我的结论是，从马来西亚华社的利益而言，我们籍贯众多，但华人在国内市少数，所以我们跟新加坡一样（新加坡华人占多数但英语至上），大致上要跟着中共的教育走向，因为中国在世界的的影响力很大而且会越来越大（如果中共政权还很稳的话）。

香港人如何反对普通话教学也好，都是香港人的自家事，而且往往与政治有关，因为香港人很惧怕中共，所以香港人的反抗有他们自己的理由。但马来西亚华人有自己要考虑的问题，我们这里多籍贯，方言众多，需要华语来作跨籍贯沟通（除非选马来语或英语为共同语，但这两种语言并非汉字语言，选这两种语言为华人共同语，会搞到连汉字都不会写）。

而香港的情况不同，香港之所以广府话流行，乃因英国殖民者当年刻意在当地推广广府话来与对中共搞对抗，所以广府话方能壮大，弄得在港的上海人潮州人都被逼说广府话，完完全全不公平。

就我本身而言，我很赞成恢复文言文教育，文言文也是一种古代白话，但因为在后人不断模仿下又已自成一套完善的书写方法。文言文的好处是即使口说不同语言，只要该语言使用汉字，仍能达到书同文的效果。

至于白话文，其实也能做到书同文的效果。前提是各方言教育要完善，就是教育学生以方言来念白话文。但是，此法在本地行不通，因为本地的学校不可能分籍贯来收学生，这只会浪费资源，所以方言学校是不可能在本地出现的。而纯方言教学在中国也未必行得通，因为中国各大城市如今已有太多来自不同省份的人。

而且，当今的世界又比以前大大不同，如今资讯流传得超级快，华夏民族如果仅仅止于书同文，交流方式不够完善，根本就无法提升整个民族的知识水平，所以才要有一个共同语，就是“普通话”或华语。

即便是古代中国，也有官话为各省人的共同语。

至于中共推广普通话，主要的因素还在于行政方便。在我们这里，则是要华人之间沟通方便，所以推广讲华语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。

最后，再三强调，我们马来西亚华社，不宜以方言为共同语，应该以华语为共同语，对各籍贯才显得公平。
 
在本地，方言的确式微了，而这与另一个方言－广府话有关。

许多人不懂得自己的方言，但是，却又拼命去学去讲广府话！

毕竟，我们总不能不去学“华人共同语”－华语，因为我们身边有不同籍贯的人，我们需要用华语跟他们沟通。但我们可以选择不学其他人的方言，如一位福建人或潮州人何必要去迁就广东人讲广府话？合情合理啊！不是吗？不赞同请留言。

我也鼓励尽量跟同籍贯的人多讲母语（方言），但我反对我们要需要去学习自己母语之外的方言！

就像英语霸权垄断全球为白人服务一样，我们为了谋生和学习而被逼学英语，不代表我们就应该认同英语霸权。我们在使用英语的当儿，也不应该忘记英语霸权这一事实。那是白人强加给世界所有人的东西。

当然，也有人会喜欢英语本身，那是该人的爱好，没有问题。

当然，也有人会喜欢广府话本身，那是该人的爱好，没有问题。
现 在广府话被电台电视台推广到全马，还要入侵柔南，使到全马华人以为来雪隆谋生一定要学广府话，虽然不是硬性规定，却是属于电台电视台高层“滥用权力”来推 广，单是这一项就已经很不合理了。对，那是他们的权力，我们无权干涉，但却很不合理，我们要反抗，越多人反抗越好。而且，全马华人如果不要出国，不来雪隆 谋生，要去哪里？你又要逼这些外地非广府人掌握广府话，是不是很不对？

有些雪隆人，无知到去槟城马六甲柔南玩，还跟当地华人讲广府话，惹恼当地人。这情况还不是因为媒体推广广府话所致？所以，我不会怪他们无知，因为他们本身也是被动的。

回到全马华人，现在雪隆外地人比广府人多，有何理由还要讲广府话？广府人要对自家人内讲广府话，没问题，因为那是他们的母语，他们这么做，合情合理，但千万不要以为海南人潮州人客家人闽南人都要迁就你讲广府话，ok？

我们已经在学校学华语跟不同籍贯的同学讲话，就继续用华语吧，不是应该这样吗？

人類焉能無上帝？

儒家经典－《诗经》云：“皇哉上帝，临下有赫”。

我们似乎永远都无法证明“上帝”存在与否。

但有人，就有上帝。

人离不开上帝。

人有弱点，人在面对创伤和恐惧时，都希望有个“上帝”伸出援手助脱困。

人即便强如“超人”或强如“曼哈顿博士”，但“无敌最寂寞”，强如造物主之后，还要面对自己的“寂寞”与“迷失”，此时都希望有个强于自己的“上帝”帮忙安排一切挑战。

人追求觉悟，也是为了看清存在的意义，此时也希望有位“上帝”创造这个“存在的意义”。

所以，去努力证明上帝的存在，是毫无意义的，因为人根本脱离不了上帝。

万一上帝真不存在，人也会去创造“上帝”出来。

人與宗教

天天念古兰经数百数千遍，会有所感应；天天念佛经数百数千遍，会有所感应；天天念玫瑰经数百数千遍，也会有所感应；天天念儒家经典数百数千遍，久而久之也会有所感应。看到的是天使，是天仙，是菩萨，完全在于自己。

天主教教士可以以耶稣之名赶鬼驱魔，回教教士以安拉之名赶鬼驱魔也非常有效，道士符箓更是很好看的驱邪把戏。

宗教是死的，人的〔信心与念力〕是活的。上天大过任何宗教，反而是宗教使各人生起了分别心。宗教的形成，本来是要方便传播〔灵性修行知识与方法〕，结果却在教主不在后，变成了〔政治组织〕，从推广知识变成推广〔教条〕，玩〔抢地盘〕游戏多于学习教主的精神。

漢字啊漢字

中国越南两国最近为了南海诸岛而起纠纷，越南国内因而民族情绪高涨，部分人出来搞排“中国”，不过这些“暴民”对中国和汉字的关系搞不清楚，看到挂着汉字招牌的厂，就认定是中国厂，一律打砸抢烧，总之是汉字就不放过。这种针对“汉字”的暴乱，殃及的不仅仅是中国厂商而已，连本国、新加坡、台湾、日本及韩国的厂都逃不过劫难，因为这些国家地区或多或少也在使用汉字。

笔者的公司在越南也有设厂。暴乱发生时，笔者某同事恰巧在越南厂处理公务，据她回来叙述，场面实在惊人，我们是美国公司，没有受到暴动牵连。我们的厂附近是中国著名品牌“海尔”的工厂，被暴民打砸抢烧不在话下，损失惨重。该同事也说，某台湾厂经理向她埋怨，那些暴民怎么连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也分不清楚呢？笔者听了心里暗笑，越南人如今用的是ABC，如何识得汉字呢？不过，依该台商的说法，隐约已可知中文书写系统慢慢的分成两大派系，即以中国为代表的简体字，以台湾为代表的繁体字，令人感觉到好像是两种不同的书写系统般。

曾几何时，越南人也大量使用汉字。越南人使用汉字有超过千年的历史，非常的悠久啊！我们去越南游其名胜古迹，处处还可见写上汉字的牌匾，倍感亲切。想不到法国殖民者一来，搞什么越南拉丁化，汉字传统竟然就此被“谋杀”掉了。

越南人之所以使用汉字，须归功于华夏的一大支柱－儒家思想。儒家思想曾大兴于越南皇朝时期，数世纪以来，儒家士大夫都是越南社会的中坚“知识份子”，他们都在主导着社会的文化风气。由于须经常研习以中文书写的儒家经典，士大夫想当然耳都须掌握好汉字这门基本功夫。其实，这情形不光只出现在越南，帝国时期的日本和韩国也不例外的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，当年的“儒家文化圈”，这些国家都有份啊！掌握汉字成了“掌握知识”的唯一条件。换做是一位穆斯林，要深入了解《古兰经》知识，就须看回阿拉伯文版的《古兰经》，因此阿拉伯文可以说是“借经典而保语言”。我们也可看到某些基督教堂，甚至还主办希腊语课程，目的就为了鼓励信徒好好研究早期希腊文版的圣经。或者看看佛经吧！以中文写成的佛经，只有《六祖坛经》才得到“经”的地位，其余的经都是翻译自印度的啊！佛经里头尚保留了许多音译的梵文或巴利文原文，使这两种语言不会彻底绝灭。

如今华夏瑰宝儒家思想已从中日韩越等社会里“消失”，中文缺了这“灵魂”，使得众人学习中文的动机只剩下中国崛起所带来的“钱途利益”，而非是为了学习中文世界独有的智慧与知识。笔者每当想起，就觉得很可惜。其实，笔者曾向某些对外汉语教师了解过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动机，得到的答案很令笔者意外，很多时候，这些外国人其实是想趁学习中文来好好了解华夏文化啊！难道我们华夏子民只能向外人介绍粗浅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文化吗？我们在形而上方面还有很多宝藏可以介绍给他们啊！

很可惜，儒家思想就像世界上许多宗教一样，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渐渐成了死板的教条，光泽不再。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后，日韩越等区人民都觉得儒家思想不合时宜，觉得僵化的儒家思想使社会停滞不前，故许多知识分子都不再推崇“儒家思想”，无人再奉儒家经典为尊，汉字因而失去了“传播知识与智慧”的作用，惨遭唾弃，“欧化”成了主流。日韩越自此都想方设法从其语言里抽掉汉字。但日本的“去汉字”运动不太成功，日人如今仍须使用汉字。我们看看日本动漫就好了，里头充斥着大量的汉字，就可知道日语已完全摆脱不了汉字。而朝鲜和韩国在推广”谚文”做得非常好，他们的子民如今已可说不太会汉字了。越南做得最彻底，直接用拉丁字母为越南语拼音。越南国父胡志明先生虽然谙中文识汉字，但胡志明本人也鼓励其国民弃用汉字，乃至把越南人发明的汉字衍生品“字喃”与“汉喃”也扔得一干二净。
笔者读过以越南“汉喃”所写成的诗，可说没有一个字读得懂。汉喃看起来就是传统以“六书”方式造成的字，有部首有上下左右部件等，结构与平常的汉字无异，但其字并不能在现有的中文汉字字库里找到，谙中文的人一旦看到这种字会以为是电脑汉字乱码，而事实上这些字在越南语里个个都有其意义。汉喃就像是某些日本汉字甚至是中文方言汉字，看起来是汉字但又很陌生，这种“令人陌生”的汉字，在日语里的例子有“駅”“沢”“凩”等，而在广府文里的例子有“哋”“乜”“搣”等等，汉喃的“奇字”比日文广府文等来得更多。

老实说，若中文方言书写继续脱离规范书面语而自辟新路，未来必会成为另一种“汉喃”，无法为众华人所读懂。各方言都有自己的句型结构、用词、字体等等，学界有些说法还认为所谓的“方言”根本就非“方言”，而是“语言”，原因是实在不能跨语沟通。笔者有时浏览“维基百科”，都可看到“粤文”“吴语”等方言选项。而且现在网络有许多的交流管道，看到

若方言白话文全面用于社会上或学堂里，方言群就仿佛从华夏族另辟新枝，成了新“族群”。届时不但说话不能通，连文章也不能通。在台湾，曾有人提倡推广台语文，那是一种以罗马拼音拼写闽南语的书写系统，由传教士所发明，而且发展得相当完善。如果类似台语文走入了社会和教育机构里，那岂不等于不上了越南语的后路？汉字的领域岂不又消失了一大块？同理，若繁体字简体字各走各路，数百年后，“繁体人”不认得“简体字”，“简体人”不认得“繁体字”，除了方言文问题之外，中文还分裂成两种书写符号，两者渐渐变得毫不相干。

汉字竟有这么多的隐忧，想来真惆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