華校應當變變變

此文于西元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获刊于南洋商报言论版－信手拈来：华校应当变变变•勇瑜

我国华校自有特色。课内各科目以华语文教学，课外也有如书法华乐等传统华夏艺术活动，华校因而有“传承华夏文化”的形像。

华校有独中与华校。就读华校，须报考政府考试。由于父母皆望子女能成绩标清，华小故亦以助学生“获甲”为重任。许多华校致力耕耘，考试成绩很耀眼，华校故又有“考试成绩顶呱呱”的形像。

惟与华校竞争者，除国民学校外，尚有劲敌如国际学校。故华校理应精益求精，不可仅仅满足于现有特色而已，何况华校还须顾及政治因素，更是不可不设法加强自身地位好自保。

喜闻某些华小办静坐，不啻是个好点子，华校锦上又添花，这种创意应该学。

静坐非宗教仪式，静坐纯粹是运动，静坐可令忙碌的脑袋休息，即如俗语所谓“静心”。每日静坐十分钟，只要得法，长年累月下，人不再轻易胡思乱想，心常定而不乱。心定有助思路清，思路清有助勤思考，勤思考有助长智慧。那些办静坐的学校皆有数据证明静坐之功效。

如勉强扯上宗教，实则各宗教亦有类似的静坐故事。基督教耶稣基督曾于野外禁食四十日，日日静心祷告。回教穆圣于圣洞闭关坐静多日，后得见大天使加布里显现，传授天启句子。华人印度人对静坐更不陌生，无论是相片或雕像，佛陀、印度瑜伽行者等往往都是以静坐形像示人。还有，中国先秦古籍《庄子》《孟子》里形容静坐甚多，“坐忘”“养气”等词皆一一可见于典籍。宋儒乃至明代大儒阳明子，皆视静坐为日课。

静坐只是引子，笔者所强调的重点还在于华校须不停创新。除学术外，华校也应在其它领域培养学生，使学生不但很会考试，也能在融入现代社会当儿，保有良好人格。

例如，目前许多人都大谈方言式微之问题，华校亦可考虑与现有华团合作，办方言班，有兴趣的学子都能报读。方言根底好的人多是老前辈，他们多数都已事业有成甚至退休享乐安享晚年了，如果无所事事，这些老前辈大可考虑为本身籍贯族群献力，教方言。

又如，今人以几乎不读华夏传统精髓－儒家思想之四书五经。校方可与校外各儒教团体合作，为学子开办四书五经班。四书五经曾是华夏数千年的“经典”，今人虽已弃之一旁，惟其在华夏民族心里之地位仍尊贵，故许多华裔父母想必会很乐意让孩子读之。而且，以目前的教育而言，有“授业”，有“解惑”，华裔子弟所缺，恰恰是“传道”－即“修养”课。四书五经很看重个人修养，视锻炼心性为人生大事，对学子、父母、乃至整个社会而言，皆佳事也！这些都可为华校形像锦上添花！

誤入異度空間

大学时期，与三女同居不同房。某夜，正于电脑前"厮杀"，一女突来问，昨日深夜可有敲打我门？答"没有"。该女说"与同房另一女同时听见有人敲其门，他俩开门看，无人，外头漆黑一片，楼上楼下皆鬼寂"。我问"几点？"。答曰"凌晨四点左右"。我立时觉得风扇所吹来的风变得格外寒冷，整身起鸡皮疙瘩。是缘前一夜明明于楼下电脑前"厮杀"至清晨五点多左右，楼下灯火通明，何来"凌晨四点屋内漆黑一片"，又何来"楼上楼下皆鬼寂"？

数日后，家里突来二土生华人妇女，先在宅内走走看看，之后以酸柑汁混合香灰，置放在宅内某处。这纯粹是小枝小节，真实之细节极之繁杂，现已已无法全数亿回。

冤親債主

一日与黄师傅闲聊，他说某位博士客户，每推拿一处就可听见她发出不同叫声，有人声、有兽声等。严重时更可见她拨弄肢体作各种形态，有如乩童般灵体上身。其中一次就作老虎状要咬人。

有见此为特殊案例，黄师傅只好每按一处，就念咒数遍，期待可“超度亡灵”。有此按倒某处，更碰到“埃及军官上身”，怒骂此人前生夺我性命，我方隐入其身骚扰其人，其今生痛苦皆为报应，实为罪有应得，你又何必多管闲事？黄师傅就跟这亡灵谈判，须多次对方才肯放下离开。
就这样，与不同的亡灵作如此的谈判好多回。病人的病情果然有好转，不可谓不神奇。

”业“为佛学概念，世间一切随业力流转。

但“业障”这概念或是或非，除非可观前生后世，否则将无从得知。

惟人若深信世间种种不顺皆为其业障所致，那即使本来有力克服困难，反而因业障观念早已深植心中，而使“业障”成为事实。

同理，冤亲债主这回事，有或无，根本无从证实。但若深信自己的厄难皆拜冤亲债主所赐，想不“制造”出冤亲债主，都难。

 整世人天天观想佛菩萨，临终前意识模糊，甚至是平常时，当脑波频率与平常大有不同，可以肯定的是，要见佛菩萨如见真人，并非难事。

为何要质疑冤亲债主这回事，就只因似乎只有佛教某派特别强调。其他宗派，或其他宗教，根本无此概念。

黄师傅的博士客户前来治疗时已四十多岁。前半生发生了什么事，没人晓得。其冤亲债主是否为自己深层信念“制造”，不知道，但有可能。她若是笃信冤亲债主观 念，认为冤亲债主讨债来了，使自己痛不欲生，长年累月下来，已成“事实”，那么出现每按一处便会释放出某债主的现象，也不出奇了。

真關華校的事？

此文于西元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九日获刊于南洋商报言论版－ 有话直说：真关华校的事？•勇瑜

语言可为族群象征，可纯粹为学习或谋生工具。

语言为族群文化象征，即是你我的母语，是祖宗一代接一代传下来的语言，所用的一字一句皆为千百年的智慧结晶，与父母兄弟姐妹交谈都用母语。我们对母语的感情只有深没有浅。

语言为学习或谋生工具，即如学英语乃为能读得英语世界各门各科好读物，或为能在英语主导的工作领域谋得良职。抱此心态者，或许对英语谈不上有感情，但生活中却离不开此语言，毕竟该语与自己的知识水平甚至职业生涯息息相关。

语言还可成“国族”象征。语言可被冠以“国语”之名，营造出“某语”代表“某国”，“某国人”必掌握“某语”的印象。好此道者认为，国人若国语程度不佳，就不配成为国民。

好了，大家都配合，大家都遵守“学好国语是国民义务”的游戏规则。母语学校强制学生学国语，国语成了必考科。学生为了有漂亮成绩，努力学习国语，甚至还上国语补习班。花这些额外钱，都是为了确保国语程度顶呱呱。这都是许多华人学子所经历之事，谈不上新鲜。

好了，国文科考获甲等，国文科及格，还是有人说三道四，说你纵然及格、获甲等，但你的会话水平不合格，不够“地道”，还带有“乡音”，甚至不常在脸书使用国语也是“罪行”。原来会话才是重点，要懂得“乡土会话”才行。原来正规国文课内容过于“正规”。原来我们要多在脸书用国语才对。原来这一切通通乃因华校的国语教学有问题。

或许，本来身为非马来人的我们，会话还算流畅，虽不懂得“乡里俗语”，但可勉强应付日常所需。入社会打滚，若运气好，成了公务员，日日使用国语，国语又岂不能越用越得心应手，又岂不会变得地道？不过，公务员一职，僧多粥少，非有心就可得，不得不靠上天的眷顾。

所幸，成不了公务员，我们尚可投入庞大的私人界内。这里是另一个世界，由英语主导，国语沾不上边。身在私人界，使用国语的机会微乎其微，与政府做生意打交道则另当别论。家里用母语，外边工作用英语，国语水准停在中五时，不用少用再退步到更早前时。

同理，华人在外无处使用汉语方言母语，在家也鲜用之，母语水平就“越不用越堕落”。马来语比起华人汉语方言幸运多了，是庞大人口的母语，又有政府这靠山大花人力财力大力推广支持。或许，一朝马来语若能拿下“私人界”这座江山，诸如“华人国语水平弱乃华校的错”的言论，根本将不再有市场，丝毫无法引起关注了。

當宗教不再純粹是信仰

宗教功能本是为普罗大众提供信仰。宗教祖师爷把教义教导给信众，而信徒可以祖师教导之言或宗教经典为依据以作身心灵修炼所用。

当宗教祖师的徒子徒孙渐多后，为了便于管理，宗教就有了组织形式，建立各种制度等，方便传播教义和管理信众。神职人员就是因宗教组织而生的职位，以从事诠释经典教导信众等等的工作。

当宗教成了一种拥有严密制度的组织后，宗教可说已是以“人”为中心，事事都离不开人。譬如，组织要生存，就须有信徒，故广招信徒成了必要。而确保信徒不离开组织，也是宗教组织的工作，最基本的就是要信徒把某些教义当教条，把宗教教条融入信徒生活里，信徒万万不可违背，违背就须受惩。说实话，这根本是变相的“恐吓”。此时，宗教可说已变了质，失去了原有旨在教导信徒锻炼身心灵的用意，反而成了玩“抢地盘”游戏的组织，所谓的“政治化”也。

回教的唯一一部经典乃收集一连串通过穆圣口中所出天启句子（Ayat）的《古兰经》。古兰经的部份句子成了回教徒的教条，不过稍嫌不足以成为可应付整个社会，就以不同版本的《圣训》补上。《圣训》地位仅次于《古兰经》，成书目的为记录穆圣及圣门弟子言行举止供信徒参考，值得一提的是，有学者从历史角度声称百分之九十九的《圣训》都是伪造的。其实，回教法完全采自《古兰经》的其实并不很多，《古兰经》只贡献回教法的基础而已，而且并不精确，有许多灰色地带，任人依景诠释。

穆斯林在不同的社会与地域都有不同的信仰方式。极端者就如塔利班，其领导班子凭自己对穆斯林社会的完美想象图以暴力建立起“神圣完美无暇”的伊斯兰国度。温和的穆斯林则就勤力行五功来作身心灵锻炼。在印尼这世俗政权国度，就可见到有不同面貌的穆斯林，有极端主义团体，但多数的穆斯林都活得很世俗。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前的穆斯林也生活的比较世俗，去舞厅、喝啤酒的穆斯林大有人在，他们的宗教色彩不浓。

今日，我国穆斯林的世俗一面渐渐消退，“回教”课题渐渐已成使我国社会继续分裂的毒瘤。马来社会爱把回教当作身份象征，回教已非纯粹是对真主的信仰，回教反而多了“制造”马来人身份的功能。令人惊讶的是，马来社会对政府所成立的宗教警察机构好像并不在意！毕竟这些机构所做的一切，都大大干涉了穆斯林的私生活。这些宗教警察可以随时捉拿他们认为不守教规的穆斯林。从这里可看出，在我国，身为穆斯林，似乎不纯粹是学习如何荣耀真主这么简单，生活上还须受宗教警察诸多管制，或不在“主麻日”去清真寺礼拜就会受穆斯林社会大力抨击等等。这些都是以恐吓方式来控制信徒的行为，与《圣训》里穆圣以智慧和温和态度处理事情有着天渊之别。

且让我们看看回教与佛教的分别。佛教也有戒律，佛教强调入寺的僧人须遵守戒律。僧人犯戒，其师父就会处罚该弟子，而该僧人也会名誉扫地，受社会排斥。但佛教戒律对非沙门中人完全不起约束的作用。入世间的佛教徒，完完全全有自由选择要不要遵守佛教五戒。原因很简单，真有心要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，是自然而然的会去守戒，何必要求他人从旁监督？

所以，回教在本地已成了控制穆斯林的工具。我国马来人思考任何事，都惯性的不能超脱狭隘的教义范围。他们完全不敢涉猎其他宗教的书籍思想，就只因怕受到回教权威的对付，甚至是须面对来自马来社会的强大舆论压力。笔者在跨宗教交流论坛与各宗教信徒交流时，碰到不少马来人，对佛教的知识几乎是零。有些甚至还不能分辨宗教和华人文化的区别，以为十二生肖是佛教的东西。前往书局参观，十之八九的马来文著作都是关于回教的书籍。有者甚至还认为，穆斯林需要确保周遭环境都遵守回教教义，所以虽然啤酒节禁止穆斯林参加，但身为穆斯林，有必要阻止啤酒节的宣传，甚至有朝一日把啤酒赶出马来西亚。

问题是，身为信徒，若不涉猎本宗教外的思想，就跟本无法对自己的信仰有新心得，这对宗教师尤其重要。宗教师如果只是重新讲解其他人的诠释，那多一个宗教师与少一个宗教师根本无差。我们举儒教为例，儒教经过隋唐禅宗各派的思想冲击后，在宋一代终于出现了新的诠释方法，宋朝一班大儒终于开拓了儒教关于性理的新领域。早期的回教文明之所以辉煌一时，就是拜回教学者不抗拒接触古埃及、希腊、罗马、印度思想所致。这也是前首相马哈迪呼吁马来人以英语文学数理的原因，他的本意就是要马来人不成为思想僵化的回教徒，而是仿效早期回教徒勇于涉猎他家思想的精神。

在我国，政府的教育政策是，只要非回教徒去了解回教，而不让回教徒了解其他宗教。这根本对国民相互了解完全没帮助。原因很简单，这些都是单向的。真正的了解应该是双向的才对。政府应该了解，让回教徒了解其他人的宗教，只会对回教徒本身有好处。担心回教徒因而失去回教信仰是很可笑的事，那是“毫无信心”的表现，也是“失去地盘”的心态。

中國四億人不諳普通話之感想

本文于西元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三日获刊于南洋商报言论版－ 信手拈来：中国4亿人不谙普通话‧勇瑜

日前报导，中国国民，十之三人无法用普通话（本地通称华语）交谈。故中国政府觉得须加强推广普通话，期盼一朝可实现史上绝无仅有的壮举－语同音也！

中国地域辽阔，各方有各方的语言与风俗，全民“语同音”殊非易事。强如秦始皇，亦只能做到“书同文”而已，对“语同音”根本无能为力，何况秦始皇时代之中国地域较今天之中国小得多。

中国古时，人民多务农，安居乐业是常态，除非逢大动乱，否则人民不轻易搬迁，安土重迁一事厚，久而久之，就有了“一方水土一方言”。当时，跨省过州，母语说了没人懂，所幸大家可笔谈。不识字者，只好“比手画脚玩猜猜”了。若有考生欲上京，官话不可不晓得。教书呢？亦是母语来讲解，早期私塾是写照。

中国官方积极推广普通话，或许与现代化城市化政策有关。外省人如农民工等蜂拥入城谋生甚至定居，人数甚至可盖过原地居民人数。与其要外省人学原地方言，不如推广普通话来得实际。毕竟，语言不通，隔阂误会免不了，衍生问题不胜多。举本地为例，上世纪初各省人南下马来亚谋生，不同籍贯间因语言不通起争执并不反常，及后所幸先辈一致协议以华语为本地华人共同语，籍贯隔阂方褪去。同理，“消除隔阂”是中国政府“推普”的主因，不可说无理。

中国政府提出此事时，还再三强调，“普及”普通话非旨在打压方言。可想而知，抱着“推广普通话打压方言”想法者大有人在，故中国政府方须再三大排定心丸。毕竟推广普通话的方法，往往包括在公共场合限制使用方言，故有人不爽是人之常情。对照古代情况，方言第一，官话第二，官话方言相并存，相安无事千百年。或许中国官方可参考参考。

当然，今时不同往日，古时文章，稍微正式者，皆是文言文体。数百年来，固有白话著作，惟鲜少为全白话著作，多是文为叙述、白为对话。文言文当道时，稍懂书写者，皆讲究文言章法，故方有中土学人与日本朝鲜越南学人不能“言谈”但能“笔谈”之美事。

而今，文言文不再风光，儒家圈内日本韩国越南等国都想离汉字离得远远的，在中文圈，取文言文而代之的是华语白话书面语，华语白话书面语成为书写新标准。故照常理而言，如今欲“书同文”，多了新条件，即须谙“华语”也，华语，普通话也。不谙华语，纯以方言白话写作，莫说语同音，就连书同文亦难矣！

然而，依笔者查证，亦有能以方言思考，写出现代形式书面语者。由此推之，必须谙华语方能写出标准书面语之道理，未必实在。现代学府，若以方言教中文，也许真可教会学生以方言思考，写出标准书面语。当然，这方面尚有待验证。

总而言之，推广普通话，是否真是必经之路？若是，这条路尚算通顺，惟仍有荆棘，这可从许多人极力反对来证实。折衷方式，或可加强书同文，定出更严格的书面语，再不然就推广文言文。若普通话定位如同古代官话，普通话的形象或就不会显得那么霸气十足。毕竟，推广普通话，最终还是为了消除华人间鸡同鸭讲的隔阂，比笔谈更方便，至于方言因此受到多少限制，只算是副作用，非有意为之。

文末，以我国华人为例，正因有”华语“为共同语，我们方能消除籍贯之见啊！

正視音譯標準

中文历史悠久，发展至今日经已数千年，较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时代，多出千千万万词汇。现代生活方式大大不同于古人，尤其是现代的基础设施更是近百年才有，故生活常用字词等大异于旧时，且尚有千百借自日语之字词等，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里许许多多的古朴文字已不复流行。

汉朝时佛法自天竺传入汉地，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时期被译成中文，其中唐玄奘法师所译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为代表作，八成意译，二成音译，结成优美文章，流传至今，时时背诵之的佛教徒众。但诸梵文音译字词如“揭谛揭谛”（gate－gate）等，如以今日华语念之，再对照今之梵文罗马拼音，可知华语读音与原音相差甚远。可见译者当时乃取当代官话语音翻译，官话随时代变，这些当代音译字词今已完全走音，惟亦有好处，即保留该朝汉字古音念法，今之学者可凭之以研究彼时语音。

近代中国始广接触世界各国，吸收五花八门的学术，尤以西洋学术为多，外语字词又无法个个意译，因此中文比佛教来华时期多出数倍的音译词。音译词如此多，但译法却稍嫌混乱，毫无标准可言，译词如希腊、巴黎，虽与英语发音大不同，其实却是贴近原音，如巴黎就是取法语发音译之。惟有些通行音译词如约翰等，乃取广府音来译，华语念起来绝不知约翰实为John。或如屈臣氏，但看其中文名已知乃明明白白的广府音译词，华语念之令人一头雾水，不知实乃指药剂连锁店Watson。

本地媒体与中港台媒体对音译词标准取舍不同，各有谬误之处。中国虽是华语（普通话大国），音译词方面有时不及本地精准。如旁遮普男性常用姓氏Singh，本地用“星”译之，中国方面则用“幸格”译之。或如Tamil，本地常译成淡米尔，而外地常译成泰米尔，其实泰米尔比较接近以泰米尔原音。或如Quran，本地译为可兰经，外地则用古兰经，若听阿拉伯原语，其实开头是“库”声，故两个译法似乎都不甚近原音。

当然，音译词不一定要越近原音越好，信达雅才最主要。就如本国十三州之一的Terenganu，旧译为丁加奴，如今通用登嘉楼，又如哥打京那峇鲁，今人已惯用亚庇称之。开始时大家都不习惯，如今已惯了。

惟中文分“语”“文”两条路（英语又何尝不是），如今音译法各有标准，甚至有些译自华语，有些译自方言，实对推广中文有碍，故各中文国家或地区皆须为音译词共定标准，厘清一切，好方便中文人沟通。